学习在行动|新时期数字经济赋能地方发展的新经验与新路径
时间：2021-11-09
当前数字技术带来的生产力变革正深刻地改变全球经济发展动能。通过数字技术的赋能，人员、物资的组织方式获得更高水平的协同和匹配，在加快传统产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在不断孕育出各具特色的新模式新业态。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目前我国经济体量已经达到全球第二，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更好地释放经济发展潜力正成为当前的迫切需要。“十四五”开局之际，各地方正通过积极实践，为时代命题给出各自答案。 以全球引领为目标谋篇布局。目前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均在加强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布局。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在时代需求下，也提出了打造数字经济标杆的举措。北京市2021年7月发布《北京市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方案提出，通过5至10年的接续努力，打造城市数字智能转型示范、国际数据要素配置枢纽、新兴数字产业孵化引领、全球数字技术创新策源、数字治理中国方案服务、数字经济对外合作开放等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六个高地”。2021年前三季度，中关村示范区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实现技术收入9966.8亿元，占总收入的比重为19.1%；北京市工业机器人、智能手机和集成电路等高技术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67.1%、24.7%和27.8%。 以高水平开放为要求聚智汇能。2021年7月，上海市城市数字化转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推进上海经济数字化转型 赋能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1-2023年）》，计划到2023年，将上海打造成为世界级的创新型产业集聚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示范区、经济数字化转型生态建设引领区，成为数字经济国际创新合作典范之城。同时，为扩大合作，上海市在11月，还提出了在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前沿领域率先开展高水平开放压力测试，以进博会等品牌活动为牵引，持续发挥数字经济的赋能、放大及溢出效益。 以创新发展为引领先行示范。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数字浪潮下，深圳市也同样被赋予了发展使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鼓励深圳“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通过《数字经济产业扶持计划》等扶持和监管并重的产业管理改革，2020年，深圳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8446.6亿元，占全市GDP比重30.5%，规模和质量均位居全国首位。 以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为带动赋能提质。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是我国工业水平靠前的重点省份。为进一步释放工业潜力，数字化转型成为重要抓手。2021年5月，广东省印发《关于加快数字化发展的意见》，围绕数字生态、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四个方面，分类提出8点共33项具体措施，全面推进广东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发展。针对产业数字化基础技术产品的“卡点”“断点”，江苏近年来密集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意见》《江苏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等系列政策以深入布局，2021年在5G芯片、车联网、国产云操作系统等部署实施攻关项目66个，数字式位移传感器、GaN毫米波芯片、超薄芯片封装技术等45项取得显著进展。浙江将数字经济作为推进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目标的重要抓手，2021年6月《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依托“尖峰”“尖兵”“领雁”“领航”等计划，形成一批标志性数字科技成果，到2025年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60%左右，智能工程等示范项目达到1000家。 以数字生态建设为底座驱使动能升级。贵州是我国革命老区，也是内陆省份，数字技术的赋能正为当地产业发展链接新的动能。《数字生态指数2021》报告显示，贵州被评为“中国数字生态赶超壮大型省份”，其主要举措为以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为基础，加强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云计算存储中心等生态基础建设，为汇聚发展动能提供的重要支撑，目前贵阳·贵安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实现17个城市直联，出省带宽达到1.7万G。山西是我国传统的能源输出大省，现阶段数字技术为实现产业发展新旧动能转化提供了窗口。通过发挥场景和能源生态优势，以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为引领，依托智慧矿山等典型项目牵引，前三季度，山西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营业收入达到1110.1亿，利润增长41%；移动通信手持机产量2128.8万台，增长69.8%。 面对新使命、新征程、新要求，在强化布局同时，后续如何进一步释放数字技术潜力做大做强，需要重视和处理好以下关系和问题。 一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数字技术在加速生产资料转化效率的同时，安全边界也在变化。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设备和处理平台，让网络安全问题越发重要。由此，在开展数字技术研究、建设数字化生产线、发展平台经济的同时，需要筑牢信息安全底线，完善数字经济安全保障制度体系，着力加强网络安全检查、数据跨境流动监测以及经济数据、个人隐私数据滥用问题的整治和查处。 二是强化数字科技原始创新与布局。我国作为后发追赶国家，信息技术产业布局较发达国家晚，在原始积累上，面临基础不足、市场失灵等问题。需要改革开放浪潮中涌现出的领先企业，以及中国工业化进程实践中锤炼出的千千万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高质量发展为牵引，加强对基础核心技术、前沿技术的研发和布局，在数字浪潮中逐浪前沿。同时，在创新政策方面，需要警惕西方国家产业扶持政策密集抬头趋势，持续坚持适应我国产业发展要求和底线的产业鼓励政策，以鼓励创新、促进公平、确保安全的政策导向，推动数字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是深挖特色场景应用与布局。我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数字技术对生产要素的改造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如智能矿山、智慧交通、数字乡村、跨境物流、无人工厂、绿色数据中心等。需要结合各地的自然资源条件、产业基础和贸易环境，加强应用场景的鼓励与创建，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能。 四是完善要素保障条件。数字经济的特点是数据驱动的发展要素精准高速聚集。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全链条、全领域的数字化升级。相关产业和应用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行业关联的生产、运输、销售、服务、交易、管理等各场景的数字化水平，注重协同建设，提高全链条数字化水平，打通断点堵点，以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