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世界》，杰克·贝尔登著，邱应觉 等译，北京出版社

一、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个美国记者在中国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实地采访的见闻录，以一个美国记者的视角，描述了他眼中的解放区农村的生活，叙述了那些普普通通大字不识的华北农民，他们的境遇、他们的苦痛、他们的愤怒和他们的要求，以及革命是如何依靠这些农民取得成功的故事。

二、作者简介

       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二战期间美国知名的战地记者，作品多反映中国的抗日战争及中国的解放战争,其中与中国有关的代表作是《中国震撼世界》，该书出版于1949年，并曾在1970年和1989年重印。尽管作者不是共产主义者，而且是著名的战地记者，但因为《中国震撼世界》对于蒋介石在大陆最后的统治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对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持正面立场，因此这本写给美国人的书在美国的公开发表和出版都遇到了很大阻力。

三、目录

第一章 进入红色中国

       一、前言

       二、内战爆发了

       三、一九四七年的中国

       四、搭乘“联总”的便车

       五、进入红色区域

第二章 穿越大平原

       六、冒雪赶路

       七、吃地主的肉

       八、旅伴

第三章 一支军队的创建

       九、中国的一位政治委员

       十、建立根据地

       十一、组织抗战

       十二、杀光，烧光，抢光！

       十三、饥荒，蝗害，破除迷信

第四章 一个政府的诞生

       十四、一位教授的自述

       十五、边区的官员

       十六、农村中的民主

       十七、赵树理

第五章 边区的社会

       十八、国民党逼死人的捐税

       十九、解放区的税制

       二十、月光下的银行

       二十一、鸡毛信，骡车，电话线

       二十二、课堂里的阶级社会

       二十三、他们在进行奴隶劳动吗？

       二十四、他们的生活改善了吗？

第六章 革命的前奏

       二十五、中国社会的矛盾

       二十六、土地问题

第七章 土地与革命

       二十七、农民说话了

       二十八、奴隶反抗了

       二十九、地主的破坏与农民的反击

       三十、石壁村

       三十一、暗杀，投毒，美人计

       三十二、土地，战争，革命

第八章 深入游击区

       三十三、途中

       三十四、三八节

       三十五、女游击队员

第九章 人民战争

       三十六、活埋

       三十七、同胞兄弟，两个营垒

       三十八、打击反攻倒算

       三十九、武工队

       四十、地老鼠

       四十一、除霸

第十章 妇女的反抗

       四十二、金花的故事

       四十三、妇女与革命

第十一章 内战

       四十四、共产党的战略要求

       四十五、一位起义将军

       四十六、八路军

       四十七、蒋介石军队

       四十八、革命与八路军

       四十九、蒋介石发动进攻

       五十、共产党转入反攻

第十二章 独夫与人民之间的对立

       五十一、美国共和党和蒋介石

       五十二、满洲遭到劫掠

       五十三、失乐园：台湾大屠杀

       五十四、知识分子的觉醒

第十三章 蒋家王朝的覆灭

       五十五、军事崩溃

       五十六、蒋介石其人

       五十七、旧中国的末代统治者

       五十八、一个时代的终结

第十四章 中国综述

       五十九、权力

       六十、财产

       六十一、自由

四、书摘

二十六、土地问题

       共产党如果没有人民的全心全意拥护，就绝不可能推翻蒋介石，土地问题的解决确保了人民的拥护。

       早期来华的欧洲人看到，中国农业固然有其不同的特点，但是水平和西方数百年前差不多。土地占有的状况则已存在严重问题。大约在克伦威尔领导工匠和农民的军队同英国国会作战的时期，清帝国疆域内的全部耕地有八亿亩，人口则有七千万，土地问题显然已到了危机关头。在以后的三百年中，耕地面积扩大了一倍，而人口却增加到六倍以上!公有土地渐渐被化为私产的趋势，使这种人多地少的状况更为恶化。辛亥革命以前，满族贵族几乎侵占了所有的皇田。辛亥革命以后，贪官和豪绅又通过非法买卖，攫取了大量的庙产、学田和军垦土地。中国近代加入世界贸易，也无疑大大推动了化公田为私产的过程。加以土地越来越集中，耕作方式又十分落后，自然加深了农业人口过剩的危机。农民还没有摆脱中世纪的压迫，又陷入了另一重困境，这是因为上述过程不是在中世纪时代发生的，而是在西方资本和廉价舶来品的巨大压力下发生的。

       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和共产党人都认识到，不解放农民，中国就不能解放，因此他们鼓吹耕者有其田的纲领。他们对农民说:“你们要支持我们北伐，打倒军阀，我们一定帮助你们获得土地。”显然，这只有牺牲地主，才能办到。国民党资产阶级向农民提出统一国家或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农民并不响应。但是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口号，却得到农民十分热烈的反响，因为农民渴望获得土地，要求打倒地主。这个口号把农民大大发动起来，踊跃参加蒋介石的军队，以及参加农民协会。蒋介石正是踏着农民的肩膀取得政权的。

       但是中国资产阶级与地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不遵守与农民的盟约，竞派农民出身的士兵镇压农民协会。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起来革命，但是所有起来革命的农民都遭到了镇压。因此，尽管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诺言，地主并没有受到清算。

       杜月笙的青帮流氓镇压了上海的工人，发出了反革命的信号。多数是大地主出身的高级军官立刻抛弃了国民党所议决的二五减租纲领。地主不但不减租，还常常把百分之五十的稻麦租子提到百分之六十五。佃户要是反对，地主立刻就让管家把他关入地牢里，农民帮助蒋介石上了台，得到的报酬并不是土地，连减租都不是，而是恐吓，咒骂，毒打，甚或是一口棺材。

       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的纲领后，蒋介石的御用经济学家为这种背叛辩解，竟称土地问题是虚构的，硬说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他们既然采取这种态度，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举出一些对他们有用的数字作证。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后，中国的全部耕地估计为十三亿亩，而中国的人口约为四亿五千万，其中有三亿五千万是农民。这等于是说(在最理想的条件下)每个农民顶多有四亩地，而捐税、吃的、烧的、穿的——实际上是他一生中从铁锄到木棺的一切东西，都要靠这四亩地得到。这种情况足以说明，中国如不消灭封建制度，就会完蛋。但是蒋介石御用的农学家却从这些数字里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分地有什么用?”他们厚着脸皮问道，“地本来就不够嘛。”至于土地集中，那是不存在的，因而也就没有革命的理由了。无疑，这些经济学家企图为他们出卖农民进行狡辩。可是他们那一套不仅无视农民的愿望（似乎这些血肉之躯在他们的数字里是无足轻重的），而且不顾在他们眼前发生的土地集中的事实。

       有些人看到中国农民种的田亩小得可怜，就很容易得出结论说，中国没有大地产。但是，田亩小并不能说明没有土地集中，倒是说明经济落后，地主不搞大农场生产，而是把地分佃出去，坐收租利。在河南，黄河之南，乘驴车走一整天，经过几十个村庄，还走不出一家大地主的地界。在山东，孔子的后裔霸占着大量的族田。作者在许多地方还见过“百顷拜”一类名目的地主团体。在苏北，有个寺院拥有二十万亩地。寺院长老又收租子又放高利贷，家里人丁兴旺，有三房四妾，宅邸比县太爷的还豪华，佃户的农具全部要向和尚借，因此常被这些沙门地主的看家护院恶奴逼迫着出劳役。

       虽然国民政府没有进行全国的统计，但是从许多地方的统计也足以看出土地占有的状况正在造成革命形势。我绝不想在本文中罗列烦琐的数字，但是我不能不举出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以及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四大家族的家乡的土地占有状况的统计数字。

       这个统计表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孕育着农民战争的国家。在中国这样落后而人口极为稠密的国家里，有没有土地往往决定生死命运，因此这些数字的意义比起在美国这样土地甚多的国家里要大得多。

       在全中国，一般而言，占人口百分之十左右的地主和富农拥有百分之五十五至六十五的土地。如果你不愿意相信这个数字，那么还有数年前在土地集中程度尚未达到现在这样严重时蒋政府地政署发表的数字。地政署调查了十一个省的情况，发现一千五百户大地主平均每户有两千多亩地。对这十一省的七十万农户的调查表明，这些农户平均每户有地十五亩多，比大地主少一百三十倍。仅此一端就不能不使人认为，在少得可怜的土地上无法活命的农民，在地权不平等的逼迫下，必然会铤而走险，组织起来从地主那里夺取土地，求得一条生路。

       这种状况本来应该使地主和蒋介石政府惊醒过来。但是中国的统治者历来蔑视人民群众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国民党官僚不设法通过土地改革改善情况，反而采取了相反的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土地集中达到了近代中国前所未闻的程度。尽管估计河南、湖北、湖南三省有五千万亩地荒芜着，尽管估计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农民在抗战中和抗战后饿死，蒋介石的官僚们却利用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权位在中国内地大肆侵夺土地。抗战结束后，蒋介石政府对土地的侵夺更加肆无忌惮。日本人从中国人民那里夺去的土地，并没有归还中国人民，而是被国民党全数接收了。日本人在台湾的土地被大陆来的接收大员据为己有，华北垦业公司则侵吞了河北几十万亩土地。

       小官吏和低级军官也学他们上级的榜样。他们靠蒋政权发的纸币薪饷是没法生活的，所以也聚敛土地，以防通货膨胀。由于蒋介石这帮从沿海来的大员的巧取豪夺，就连富农和小地主也纷纷失去土地。据估计，八年抗战中，四川地主中百分之二、三十是新置产的，他们搜取了老地主百分之九十的田产。对本地地主老财的这种沉重打击，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中国有句古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现在，失去土地的地主恨恨地说:“普天之下，莫非蒋土”。这种说法当然是发牢骚，但也隐伏着革命的因素。

       事情还不只是出现了新乡绅。随着土地的兼并，不但产生了新的农村资产阶级，而且产生了新的穷人。抗战期间蒋管区和沦陷区由于典押和负债而丧失土地的农民增加了不知有多少万。华北荒年期间，农民为了借粮度过春荒，必须拿地作抵押，两三年内无力赎回就完了。七口之家因此而有三、四口人饿死的是常事。土地集中的结果造成许多肥田的尸骨，但也造成千千万万要求土地革命的人们。

       在人口稠密的中国，土地集中的后果自然与人口稀少的美国大不相同。美国的大亨攫取西部土地的手段固然凶狠，但却产生了铁路、矿山、大牧场--这一切大大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中国的土地兼并只是使地主的囤子堆满租粮而已，这是寄生性的，而不是生产性的。

       同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和沙皇俄国的贵族地主比起来，中国地主是非常落后的。德国和俄国的富农租进土地来经营大规模的农场，而中国地主却把土地出租以榨取佃户的血汗。俄国富农和德国地主固然反动，但在农业经济中有时还有进步作用，中国地主就没有任何进步作用可言。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面，就是农民租入土地只能过奴隶般的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无地的农民可以进工厂，或者当雇工。 而中国既无工业，又无大农场，无地农民只能租地为生。所以，农民一方面缺少土地，另一方面又被束缚在土地上面。

       这种半奴隶制的租佃制度，与中国的高利贷制度是分不开的。村镇中最有气派的房子总是当铺。银行是为富人开的，当铺则是为穷人开的。当铺老板大都是地主或与地主有联系的商人。当铺是兼并农民土地的最常用的工具。我在河南一个只有四千多亩地的村子里看到一个地主占有近二千亩地，绝大部分是通过当铺吞并的。

       这种交易只有在农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做得成。农民急需填充饥腹，利息再高也不得不借债。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利率增长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九三二年，农民借一百块钱，到年底要还一百二十五块钱。一九三六年，就要还一百四十块至一百六十块钱了。抗战期间，利率猛涨到三个月百分之百，用粮食计算。负债农民的境遇有时是骇人听闻的。作者在河南见过一位农民，他在春播前向地主借了一百斤小米，借约规定，到了秋收时节要还两百斤。他后来还不起这么多，就请求宽限，答应来年秋后还三百斤。可是因为遭灾，到期还是还不起，他只得把自己的地抵押出去，最后结果是丢了四亩地。由于这个原因，母亲和两个孩子就饿死了。为了区区一百斤粮食的债务，竟赔了四亩地和三条人命。

       “好年地里收谷，歉年家里生财。”

       山西穷苦农民这句悲愤的歌谣，确切地反映了地主和富农利用灾荒聚敛土地、钱财的事实。

       抗战时期在沦陷区，这一过程急剧发展了，而在蒋管区，国民党政府的金融机关则开始排挤当铺和高利贷商。过去，当铺在农村的放债额是银行的五倍，而到了一九四六年，当铺的放债额据估计只及银行的八分之二。但是，银行放的款也是高利贷。农民不仅没有得到解脱，反而被国民党银行剥削得更厉害了，农村信贷和一般的农业金融业务全让它垄断了。

       情况是这样的：银行控制了高利贷的发放，它只放款给乡绅组织的农村合作社，作为对地主的照顾。县合作社再把钱借给村长，村长又转借给农民。这样，农民头上不是一个高利贷债主，而是三个了。但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地方党部的官员，在国民党右翼势力的支持下，要把农村资产阶级组织的并受到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部分支持的农村合作社从乡村中赶出去。这种行动常常有地方军人或党棍的配合，如果各种手段都不奏效，他们就指控地方商绅是共产党。这种只把钱借给一小摄地方党棍，而歧视一些老地主和广大农民的作法，无异于把中农和小商人逼人绝境，而这些人在抗战期间本来是习惯于自己组织互助会的。这进一步加深了乡村中的矛盾。抗战结束后，当蒋军返回沿海，北进攻打共产党的时候，这一过程大大加剧了。蒋介石命令农民银行加强对各县合作钱庄的控制。这无疑是鼓励地主和上层农民放高利贷，使这些富有的农民成为蒋政权的支柱。这一切农民都看在眼里，他们八年没见到蒋政权的影子，现在清楚地看到，国民党是地主及村霸的朋友。蒋政权在光复区为了获得地主的支持，不仅得罪了贫农，也得罪了中农，这无异于自杀。蒋介石没有造成多少新的资产阶级，倒是为共产党八路军造成了千千万万拥护者。

       国民党不但没有在农村中实行改革，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造成这种情况的，与其说是由于贪官污吏的个人因素（诚然这类人多得很），倒不如说是国民党没有抓住中国农村社会的中心问题——封建主义。蒋介石、国民党执政二十年竟然还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充分说明他们的统治陷入了多么深的矛盾。十分清楚，国民党统治者除了依赖外国资本以外，还把地主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而全然不顾国家现代化的迫切需要。由此可见，杜鲁门总统的殷切希望和马歇尔将军要求蒋政权实行改革的诤言，都不过是白费心机。蒋政权只要不敢打击地主，就谈不上进行改革。而蒋政权之所以不敢打击地主，乃是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代表封建主义的。

       我们说的封建主义，是指什么呢？严格地说，用这个名词并不正确。某些中国和外国的学者，煞费苦心地想说明中国不存在封建主义，因为没有农奴制，也就是说，人们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不错，中国多年前就在形式上废除了这种封建制度，而且，西方势力的侵入也破坏了中央集权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社会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受货币经济的支配；不过，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这并没有多少进步的效果。如果用这种观点看待中国问题，未免过于迁腐，这是全然不顾封建残余在中国人的生活、思想、风俗、习惯、情感中还有极大影响。中国废除农奴制的时候，并没有废除地主摊派劳役、监禁债户以及决定佃农生死的种种权力，也没有完全废除蓄奴、买卖少女、纳妾、包办婚姻等等陋俗。这一切都是地主豪绅统治的必然产物。

       在中国，地主的权力并不处处相同。沿海和长江流域的省份是外国资本渗入的地方，市镇工商业比较发达，乡绅的权力往往为城市商人所分享。而在西部和北部的省份里，由于资本主义前的特色很浓，地主的政治权力几乎是无限的。就是在靠海并离上海不远的苏北，地主也象封建领主一样住在土围子里，有民团守护，统治着一、二十个村庄的佃户。这种土围子是佃户集市贸易的场所，他们完全受地主及其狗腿子的摆布。佃户不但要把收成的百分之五十向地主交租，而且自己的个人问题和家庭问题也要由地主决定。在山西，我发现地主往往包揽一切红白喜事，不经这伙封建老爷的同意，就不能成亲，也办不了丧葬。

       地主仗着自己的权势，任意奸淫村里的妇女，特别是佃户的妻子，更是地主随心所欲地玩弄的对象。佃户夫妻因为害怕，往往敢怒不敢言。佃户要是反抗，也绝不会有好下场。我在鲁西一个村庄里见过一个地主，他经常把佃户支出去干活，然后乘机调戏他的妻子。这位姓李的佃户表示了抗议，于是地主便指使土匪把他绑走了。地主为了掩盖自己的干系，假装请伪军解决这一绑架事件，还代替佃户摆了一次酒席。请看地主有多么狡诈吧。佃户被释放了，感激不尽，向仁慈的地主借钱偿还那顿酒席。当然，利息低不了，佃户还不起债，就把自己那一小块地抵出去了。最后，地主要他把老婆也送去顶债，这一桩事才算了结。

       实际上，常常不必如此设局。富农或地主只需等到佃户下地后，就溜到佃户家里奸污他的老婆。佃户要报仇，只有去杀地主，但这很困难，因为地主有保镖，控制着村里大部分的武器，还因为地主或其狗腿子就是村长，掌握警察的权力。

       我在鲁西的另一个村子里，还听说这样一件事:一个地主看上了邻舍的一个女子，这女子是他表兄的儿媳妇。因为女的深居简出，地主很难上手。唯一的办法就是来硬的。一天，地主叫上村长，自己和管家拿着手枪和刀，闯入屋里，把女的强奸了。没有人敢说什么，也没有地方可以投诉，因为地主即官府。

       在河南安阳县的一个村子里，一个年轻的农妇告诉我，她被迫经常接待本地一个地主，国民党民团的头子。她和丈夫都抗拒不得，因为那个地主是地方一霸，他的意志就是村里的王法。对于中世纪的因素在中国农村仍居统治地位这一点，还需要什么证据吗？在西方，随着农奴制的废除，贵族的初夜权也被废除了；然而在东方，地主虽然对佃户的妻子没有初夜权，却可以在许多个夜晚和下午跑去奸污她。

       蓄婢、纳妾和包办婚姻的习俗也是与地主制度分不开的。如果不废除地主制度，国民党法律中有关这方面的一切条文都是毫无意义的。穷人女儿在内地地主家当丫头，有的被商人贩卖到上海当妓女，太丑的，就送到工厂做工。她们自己毫无选择的余地，因为已经卖身给他人，只得任人摆布。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不但不去消灭这种制度，反而维护这种制度。在许多国民党军司令部里，我亲眼看到长官把当地地主叫来，向他们要年轻姑娘，供自己在驻扎期间享用。这样弄来的姑娘并不是娼妓，往往都是贫农家的黄花闺女。

       这些地主老爷在私生活中向佃户滥施淫威，有时也很惊人。佃户经常被迫做一些下作的事以满足地主的低级趣味。鲁北的北县有个地主婆，强迫一个佃农咬一个丫环的小脚，供她取乐。佃农把丫环咬得大叫，丫环的小脚把佃农薰得龇牙咧嘴，使得地主婆大为满足。在北县另一个村子里，有个地主往一个十六岁婢女的阴户里塞麦子来满足某种色情虐待狂。玩腻了这个游戏，他就把婢女的双手捆上，在她的裤裆里放进一只猫，把裤管扎紧。看着婢女被折磨得在地上拼命打滚，他乐得放声狂笑。这些就是旧中国乡村里地主取乐的方式。

       在中国，正式的分封制早在纪元前就基本上完全消失了，这比欧洲分封制的发生还早五百年。但是，所有中世纪社会的残余——蓄婢、徭役、凌辱佃户妻女的特权、横征暴敛等等，却延续了两千年，就象挽歌一样萦回在封建制腐烂的、但并未入土的尸体上。

       中国农村社会的这些赘疣本来足以激发千千万万的农民愤然投入农民战争，但是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整个农业处于衰败之中。

       抗日战争结束后，农民正处于这种状况。军队抽壮丁使农业劳动力减少了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饥荒中饿死了大约一千万人，还有成百上千万流离失所的难民。首先遭殃的是无地的农民，其次是半自耕农。丧失土地的人成千上万地增加。到了抗战的第三年和第四年，轮到了中农。然后又轮到一些富农。战争快结束时，中小地主以至一些大地主都感到了蒋介石官吏和伪军兼并土地的压力。荒芜的土地达儿千万亩，而缺地的情形却象瘟疫一样蔓延。高昂的地租使农民没法活命。农民的财产已经所剩无几，无法再缴从前那种百分之五十的租子，更不必说百分之八十、九十以至百分之百以上的租子了。地租不仅耗尽了农民的剩余劳动，而且还侵占了农民维持自己生存的必要劳动。当时大家都在问。“什么时候能把倭寇赶出去呢？”可是，抗日战争结束了，一场新的战争又开始了。农民感到，蒋介石新派的乡村官吏比日本人和旧日的地主更可恨。农民开始有怨言，进而落草为寇。在八路军驻区附近，农民则盼望八路军来。

       统治阶级不是看不到农民中即将爆发大动乱。但是他们不愿意正视这种不祥的前景。国民党头目、孔孟之道的鼓吹者、匹茨堡矿业学院出身的陈立夫对一位外国记者这样说：分土地是不必要的，因为中国的家长去世时，总要把地分给儿子们。此论使记者颇感新鲜。宋子文，广东省的大地主，在出任广东省主席后对另一记者说:“我们不打算在广东搞土地改革，多年来这里现有的制度是令人满意的。”还有一位在山东省政府兼职的教会大学教授（其人是一个自由派）对笔者说:“中国不象沙俄，我们没有大地主，因此没有土地改革的必要，只需对吏治进行改革。”（没有土地改革，如何进行吏治改革？这位基督徒教授没有解释。）在农村中进行土地改革，在这些党魁、省长、基督徒的眼中，似乎是与中国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然而，简直无需指出，这种东方哲学是农民根本不能接受的。农民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推翻地主，平分土地。对于佃农、长工、苦力来说，这就是革命的真谛。

       如果说蒋介石后方的村庄还比较平静，那只是因为农民在等待起义的领头人和时机。他们并没有忘记土地问题。国民党官员尽管声称没问题，但心里是明白农民的怨恨的。中国统治者叫嚷土地改革不必要的一切论调，不过是为了掩饰他们内心深处向来对农民存有的恐惧。官老爷们一想到那些粗野的泥腿子冲进他们的衙门，就感到做了《水浒传》里的恶梦。

       这些老爷们怎能不发抖！

       因为，朴实的农民，祖祖辈辈当佃户，当封建奴隶；在一小块耕了又耕、拥挤不堪的地里干活，在地主贪婪的魔爪中，忍气吞声；他们的土地被巧取豪夺，他们失去妻子的爱抚和孩子的笑声；他们满腔怒火，揭竿而起；他们置生死于不顾，现在就要夺回土地，要报仇了。

三十二、土地，战争，革命

       以上关于农民与地主之间斗争的描写，远非是对土地改革的科学论述，笔者的目的也不在于此。斗争所席卷的地区如此广阔，情况如此复杂，参加的人又是如此众多，因此，目前任何一篇关于这场斗争的报导，都难免会挂一漏万，谬误百出。

       尽管如此，我仍相信上述章节还是比较准确地阐述了为什么土地改革是必要的，贫苦的农民为何能战胜地主，又是怎样战胜地主的，以及在这场斗争中，双方各运用了什么样的策略，等等。如果说其中有什么情节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出入，那也许就是对武斗的过分渲染了。土改中的武斗行为一般发生在靠近国民党统治区的边缘地区和游击区内，以及共产党势力比较薄弱的地区。在解放区的中心地带，武斗行为极为少见。为主持公道起见，有必要在此明确指出，共产党的中央领导对于武斗行为既未提倡，也不放纵，而是坚决反对的。至于县委一级和农民是否执行了党中央的指示，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此外，还应着重指出，在新解放区，共产党并不急于进行土改，而是实行较缓进的减租减息方针（参看有关论述财产问题的章节）。

       土地改革运动的确对中国人民的生活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仅局限于土地所有制方面，而且使宗教、政府、战争、艺术、妇女的地位以及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书在下面的章节内还将就这类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在此我想仅就其直接的影响谈谈我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曾多次指出，哪一个政党解决了中国的土地问题，就能得天下而治之。毛泽东还认为，只要中国共产党执行正确的土地政策，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

       依我之见（这纯属我个人的看法），土地改革运动对战争与革命产生了下述影响：

       一、土地改革摧毁了残存的封建势力的堡垒，使亿万奴隶获得解放，站到新政权方面来。

       二、土地改革砸烂了束缚农民群众的精神枷锁，激发了他们对战争与革命的满腔热情。这种热情产生了无比巨大的精神力量。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同盟军也树了敌，但主要的还是获得了同盟军。

       三、土地改革提出了政权问题，它使广大农村中地主与贫苦农民之间潜在多年的斗争趋于公开化。土改运动促使农民群众不断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应该由谁来掌权，是地主还是咱们自己?”

       四、这不仅使农民群众提高了斗争的自觉性，而且也使他们的阶级觉悟得以提高。在斗争中，他们认识到，不仅本村的地主是他们的敌人，而且整个地主阶级都是他们的敌人。因为国民党军队支持地主，所以农民认为国民党军队也是他们的敌人。因为美国一直在支持国民党蒋介石，所以农民往往也把美国视为他们的敌人。

       五、土地改革运动使农民群众认识到，他们是在为争取伟大的人权而斗争，从而产生了排山倒海的精神力量。

       六、在土地改革斗争中，农民群众创建了他们自己的权力机构——贫农团和农民协会。这意味着，八路军无需分兵守土，可以全力投人前线而无后顾之忧。

       七、由于斗倒了地主分了地，就为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村政权奠定了基础，掌权的都是拥护共产主义事业的人。

       八、由于斗倒了地主，以往强加在农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巧立名目的军事征发以及土豪劣绅历来的敲诈盘剥也都随之被废除了。这意味着根除贪污舞弊和军队对农民的侵扰。

       九、传统的地主权威的崩溃，削弱了封建的孔孟之道、根深蒂固的宿命论以及对神佛、偶像和妖巫的迷信。过去，由于地主阶级的蒙蔽愚弄，农民一直以为，他们之所以受苦受穷都是天意，是命中注定的。现在，他们觉悟到，只要他们自己努力，就能丰衣足食。

       十、斗倒地主也削弱了封建家长制，打破了旧家庭传统观念。提倡男女平等，废除纳妾制，导致了许多新的民主制度的诞生，因而八路军受到了妇女们特别热烈的拥护。

       十一、土地改革有利于发展生产，因为现在农民耕种属于自己的土地，干劲倍增。

       十二、土地改革对国民党军队中农民出身的广大士兵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十三、土地改革运动直接导致了一场人民战争，许多县的国民党军队都在这场战争中被逐个消灭了。

       不论人们如何认识土地改革，视之为社会改革也好，看作是经济改革也好，也不论人们认为它对人类有无裨益，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在中国，土地改革是一项无可比拟的革命的和军事的策略。

       土地改革还有另外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方面值得在此一述。土地的重新分配对农民群众的心理产生了奇异的影响。它不仅改变了解放区农民群众的思想面貌，而且使与共产党为敌的人、特别是蒋军官兵的思想情绪受到极大震动。这种心理变化十分微妙，不时暴露出来。土地改革使中国广大农民摆脱了蒋介石的统治，由于城市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很小，这就意味着蒋介石的军队实际上被逐渐孤立于中国人民生活的主流之外。共产党关于军队是鱼、人民是水的比喻，用在此处非常贴切。土地改革不仅为共产党创造了适于其生存的环境，而且使蒋军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困死于社会的真空中。

       由于蒋军被孤立于社会之外，官兵在精神上无所依托。由于失去了广大农村，蒋军如盲人骑瞎马，获取不到足够的情报，无法对形势的发展作出准确估计，乃致铸成致命大错。官兵大大失去信心，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究竟为何而战，又有何必要继续战斗下去。有一种犯罪的感觉在咬噬着士兵的心灵。在社会上，他们像是断线的风筝，感到孤独、迷惘、惶恐，甚至痛苦得快发狂，因此必然要幡然倒戈，脱离苦海。倘若是在另一社会里，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环境中，这些彷徨者或许会从宗教、精神病院或者浪漫的爱情中寻求慰藉；然而在中国，除了参加革命以外，别无出路。

第九章  人民战争
三十六、活埋

       ……

       大约在一百多年以前，普鲁士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自认对这个问题他不甚了了，但他指出，要有效地进行人民战争，必须有下列条件:

       一、战争必须在本国境内进行。

       二、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一次作战的失利。

       三、战场扩展到包括全国大部分地区。

       四、战争的全民性对作战是有利的支持

       五、复杂的地形，如有高山、密林、沼泽及农作物，造成交通不便。

       所有这些条件中国都具备，而且是无与伦比的。战争在中国的内地进行，全面开花，并不集中，也无固定的形态，所以不能一举而决定胜负。作战范围几乎相当于从柏林到莫斯科的广大区域。农民是非常分散的，最适宜于打这种战争。中国的地形也是极复杂的。但是，据我的观察，中国之所以能有效地进行人民战争，并不光是由于上述几个原因，而且还由于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可以概括为四个字，社会条件。因此，除了克劳塞维茨的五个条件外，我要加上第六条，这就是：

       人民同战争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

       这里，我用“切身”这个词，是因为在观察中国的人民战争时，我发现，它与正规军所进行的战争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参战者的眼里始终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切身利益。职业军人则不是这种情况。职业军人虽然可能明白他个人的福利与他所属的单位、部队和国家的福利是一致的，但是，一般来说，作战对他没有什么具体的直接的切身利益，他说不出来什么“是我从战争中所得到的东西”。而且，人民战争总是在人们的家乡一带进行，离人们生活中最亲近和最珍贵的东西很近。我相信，要不是这些东西受到了威胁，人们是不会进行人民战争的。他们可能参军或被征入伍，但不会去组织自己的战争。

       我在安阳县的所见所闻，特别证明了这个道理。那里的情况生动地说明人民战争是如何以及为何打起来的，安阳三千多年前曾是商王朝的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历次北进的大军都被宽阔的漳河挡住，连续数月驻扎在这个县里，老百姓只好等待着这方或那方解决战斗。

       辛亥革命以后，安阳县屡经军阀混战，所以很多武器散落到民间一些桀骜不驯分子的手里，从此盗匪蜂起，百姓遭殃。有些土匪摇身一变成为地主以后，建立起了自己的封建领地，豢养了大批武装扈从，对许多村庄实行专横的统治。有时这些地主兼土匪相互火并。为了扩充实力，他们建立民团一类的组织。然而，不管旗号是什么，目的都是为了征税、放高利贷和在当地进行政治控制。

       从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五年期间，许多地方实力派的首领投靠了日本人。他们从日本人那里领取了武器，扩充了自己的组织，同时大肆兼并贫苦农民的土地。每逢荒年凶岁，贫苦农民先是把土地抵押给他们，接着就失去了土地所有权。抗日战争快结束时，日本人从该县的山区撤走了，很多地主把家里的事务交给了管家或小地主，自己却跟日本人一道走了。

       八路军游击队来到日本人和地主撒离的地方，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这样，很多农民收回了被夺去的土地。同时，人民建立了地方政权，组织了民兵站岗放哨，成立了妇女会为妇女的平等权利而斗争，另外，还成立了其他许多组织。当和平来到时，八路军已经开始教老乡们怎样进行选举了。

       令人奇怪却又重要的事实是，当内战打响、八路军撤退并把安阳县几乎全部放弃给国民党时，当地几乎没有人跟共产党一起撤走，相反，他们却留下来欢迎国民党。不但大多数农民留下来了，而且许多当地干部、民兵和妇女会的领导人也留下来了。安阳人告诉我说，他们之所以没有逃避国民党，是因为他们相信八路军所推行的改革，不过是从日本人手中夺得政权的任何中国政府都要推行的改革而已。他们留在家里是为了避免卷入今后的任何一种战争。

       但是，当国民党军队进村时，那些在日本统治时期当过汉奸和有时干过强盗勾当的土匪兼地主往往跟他们一起进村。这些人很快就当了区长。与此同时，他们的代理人当了村长。他们立即开始对本村的群众搞“反攻倒算”。他们或者亲自下毒手，或者检举某些男女而由国民党军队或特务机构立即处决。正是这种反攻倒算激起了目前这种势不可挡、席卷全国的人民战争。

       地主十分阴险毒辣。每当他们从赤色分子手中夺过村子时，他们或者国民党军官马上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大赦。

       “共产党在这里实行的土地政策非常好，"国民党说，“我们不想加以改变。除了村长、民兵队长和本村的共产党头目外，普通群众概不追究。大家不必害怕。不过，你们当中有些人受了共产党宣传的骗做过错事，只要到村公所去，在悔过书上签个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于是出逃的农民回来了。他们糊里糊涂地到了村公所，承认自己曾参加妇女会或民兵。

       一些农民游击队员没有识破这个诡计，上了圈套。妻子们说服自己的丈夫从山里躲藏的地方回来了。当差不多所有的农民积极分子都回到村里时，国民党便把他们统统抓起来当众处决。

       地主比国民党更加残忍。他们经常是把那些参加过减租斗争的人活埋。如果找不到本人，便活埋他们的家属。有时，他们还把跟共产党毫无关系的妇女和儿童活活投到水渠、深坑或水井里，然后用土将他们埋掉。

       根据安阳县政府的统计，到我抵达时，在落到国民党手中的四百二十三个村子里，有四百名男女和儿童遭到活埋。

       我无从核实这些数字。但是，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不是言过其实的。在一个村子，当时我正在那里，人们从一个大坑里挖出二十四具尸体，其中有妇女和儿童。他们被活埋后，有一部分尸体被狗扒开吃掉了。我走过许多村子，见到了许多亲属被活埋的人。

       我所看到的最惨的例子是在秦德沟。这是一个靠近无人地带的只有一百三十口人的村子。全村二十八户有二十四户家中都有人被一个叫李庆章的恶霸地主给活埋或枪杀了。

       日本人从山区撤走时，李庆章和其他地主跟日本人一道逃跑了。村里人分了李家的土地。当国民党返回这个地区时，李庆章带着十五个武装人员回来了。就在他进村前，村里的男人都跑光了。

       李庆章见剩下的妇女和儿童都很害怕，就骗他们说:“不要怕，咱们都是一家人嘛。”但是，当天深夜村里人都熟睡的时候，他就带着打手把各家各户的人都拉出来，仅有四户幸免。他把十个人投到一个枯井里活埋。他又逼着另外十四个人躺在一条沟里，然后填土活埋。被活埋的人当中有一个刚两个月的婴儿，一个十岁的男孩和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

       这是我亲眼见到的最惨的例子，但这决不是绝无仅有的。在一个管辖十八个村的区里，地方干部告诉我说，国民党第四十军杀害了四十六个民兵和地方干部，其中七人被枪杀，三十五人被活埋，四人被吊死。

       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听农民们亲自讲述许许多多这类事件。在讲述时，他们的声音很悲切，眼皮下垂、嘴唇紧咬，表现了极大的痛楚。我所听到的这类事件中，最凄惨的莫过于一个二十二岁妇女的遭遇。这位妇女给府城附近东大洲村的一个农民。八路军进村前，她和丈夫靠耕种二亩地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土改时，这对年轻夫妇分得了地。后来，女的当了村妇女会主任，男的参加了民兵，护村抗日。日本投降后，八路军游击队离开了这个村子，这对夫妇留在村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做了什么错事。

       当国民党进村时，逃亡地主也跟着还乡了。这个地主亲自跑去把这位妇女交给国民党军队说：“她是八路。”“你就是共产党，”一个军官说，“你一定会唱歌。”接着，那个军官把她带到兵营里，强迫她唱歌。一连三天，她被迫从一个班到另一个班，唱的是能记得的童年时的歌。一些士兵糟踏她，但也有些士兵见她哭泣而感到羞愧，就走开了。天黑时她被关起来，夜里被带去供国民党军官泄欲。第四天，她被送进监牢。他们不给她东西吃。她的叔父给她送饭。有一天，叔父看到饭留在牢房外边没动，才知道她已被杀害。他到处寻找，在附近的一座桥下找到了她和另三个人被肢解了的尸体。这位妇女仅仅因为相信妇女应当与男人平等便犯了死罪。在游击区这就被认为是共产主义。

       这只是我从农民那里听到的许许多多事件中的一小部分。在那段恐怖时期中，许多人的父母、儿子、妻子被杀害。从此各个村便组织起来进行自卫。后来，我到国民党的防线后采访时，人们给我讲述一些更加凄惨的事件。人们一般不愿意勾起亲人被害的伤心事。我要费很大的劲儿才从他们那里打听到一些情况。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些遭遇给人们深深打下阶级仇恨的烙印，这是他们一辈子也不能忘掉的。

       这是否说，当他们被共产党发动起来后他们自己就不杀人呢？我看不是这样。以后我将记述我亲眼看到的农民是怎样向一个地主讨还血债的情形。不过，首先让我们先看看游击区的农民被激怒的其他一些原因。

       蒋介石的军官们并非完全不懂得游击战的危险性。但是，他们错误地认为靠武装一支地主领导下的民团就可以对付游击队。其实，这只能使农村的情况更加恶化，更加激怒农民。在“剿匪”的口号下，那些自己曾是名副其实的土匪的地主们组织了还乡团，并向各村摊派枪支捐。他们按人头征收三万至四万边币，或者与其价值相等的粮食或棉花顶替一支枪。尽管国民党军队宜传说，征枪捐是为了剿匪保民的，但是人们不信这一套，因为事实证明这是某些人聚敛钱财的一种手段。

       在一个有一百一十五户的村子里，我发现已经征收了八十三支枪的捐。实际上，还乡团只买了九支枪，其余的钱被地主、保长和国民党贪污了。根据安阳县政府的统计，在四百二十三个国民党占领的村子里，人们被迫交了五千支枪的现金或折成实物的捐。这足够组织一支规模可观的宪兵队了。但是，还乡团把这笔旨在加强防卫的款项的大部分塞到自己的腰包里，从而破坏了他们自己的计划。

       另外，国民党军官们发觉在太行山区布防十分枯躁无味，又看不出这场战争对他们自己有何切身利益，所以，他们经常向游击队出售子弹。这种交易往往是通过某些农民进行的。他们花七万元买一箱弹药，以十万元的价格卖给游击队，每箱获利三万元。

       我曾对这种交易迷惑不解。有一次我询问一个倒卖弹药的农民，他是怎样开始这种买卖的。他说，驻扎在他们地区的一个国民党上校要他给搞些鸦片烟来。他答称，他不知道那里有鸦片烟。

       “你这个笨蛋!”军官说，“我知道，八路军在这里时，不少庄稼人把大烟埋了起来。去给我搞点来。”

       几天以后，这位农民回来说，他找到了一些大烟，但诡称价钱很高。

       “没关系”，上校说，“把这些弹药拿去卖了，给我换回‘黑货’来。”

       “可是，这里没人要子弹呀，”农民说。

       “送到八路军那里，他们会买的。”

       “我怎么敢到那里去?”农民问道。

       “你只管去，保你没事。只要搞到‘黑货’就行。”

       自然，贪污枪捐、出售弹药直接有利于八路军。蒋介石军官贪婪无度，则使得游击区老百姓一贫如洗。蒋军和地主不断地征兵拉伕，比刚才所讲的苛捐杂税更加厉害。横征暴敛使土地荒芜，整家整户的人被迫投井自杀。

       除了被杀、活埋和苛捐杂税外，安阳人民还遭到敲诈勒索和绑架。在这方面，蒋介石的军官，尤其是他的特务们经常同地主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这种敲诈勒索常常是通过政治恐怖手段进行的，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农民，有时连他们的妻子也一起被抓起来，直到他们付出高额赎金后才能获释。借口总是说他们通八路。至于他们是否真的通八路则不管，目的是勒索他们的钱财。

       我在安阳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每天都听到许多悲惨的故事。我有时对于这种反攻倒算的后果感到可怕。什么时候才算完呢?老百姓根本没有安全的保证。

       男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抓壮丁。不但驻在这一带的蒋介石第四十军抓丁，还乡团也抓丁。一天晚上，我正在无人地带的一个村子里，九个惊恐的农民带着家属跑到我们这边来。他们气喘吁吁地说，他们的村长开会宜布，国民党需要九个兵。人们都站起来准备开溜，但是，地主的武装人员包围了会场。没人志愿去当兵，只好用抓阄儿的办法定了九个人。没等天黑，这九个人带着家属朝山这边跑来了。

       还有一次，在国民党占领区的边缘地带，我正同副区长在一起时，一个学生逃到我们这边来了。在复活节假日期间，他从南京乘火车打算去北方探亲。在安阳车站，他被征兵人员抓住了，被迫在当地的一个团里当文书。他只干了一天，夜里就逃出来，翻山跑到我们这边。

       有一次，我在国民党防线后采访时，路过一个村子，全村没有一个四十岁以下的男人。原来，还乡团把这个村子的全部青年叫去修工事，他们扛着锄和锹刚走出村子不远，突然被武装士兵包围，上了手铐，装到卡车里运往安阳。

       因此，山那边不少农民想法把自己弄残废——切断手指或者让妻子把他们的一只眼弄瞎。即使这样也不是都能幸免被征兵拉伕的命运，因为抓壮丁的人不管残废、瘸子、瞎子、肺病患者，还是穷苦可怜的人，统统都抓。

       可想而知，恐怖、敲诈勒索、苛捐杂税和贪污舞弊已把安阳人民的经济生活弄到甚至低于维持生存的地步。地主和蒋介石的军队如此贪婪，差不多毁掉了他们所到的每一个村庄。虽然共产党的“土改清算”有时也很激烈，但是一般来说，运动的结果是减轻了经济上的困难。而地主和国民党搞反攻倒算以后，老百姓除了拿起武器外，没有其他生路。经过屠杀和活埋后，国民党再来时，男人和妇女再也没有留在村里的了。地主暴行的消息象野火一样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所以，一见到国民党军队的影子，村里的男女积极分子马上就逃跑了。

       发人深省的是，当八路军从安阳大部分地区撒离时，退处该县西部一隅的少数干部在开始时发动不起游击战。可是，国民党来到这里几个月以后，游击战蓬勃发展，规模之大超过了抗战时期。地主杀人促使一些人跑到山里来寻求复仇的机会。巧取豪夺，苛捐杂税和敲诈勒索迫使另一些人跑到山里找活路。还有一些人为逃避征兵拉伕而逃到山里。与此同时，山里的老百姓看到他们山下的近邻所遭遇的厄运，为了防备也组织了自己的民兵。

       这样，一方面，那些失去了一切的人们横下一条心要报仇，另一方面，那些担心失掉现在依然占有并视为珍宝的东西的人们看到，除了拿起武器没有其他办法以自保。这两部分人终于找到了切身利益之所在，并为之而战。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走出家门，展开了异常你死我活的人民战争。